下沉的名校生
年8月，某个凌晨一点的深夜，深圳市龙岗区泰雅园小区，温滢从梦中惊醒，心脏扑通跳个不停，这种心悸的感觉让她想到新闻里年轻人猝死的新闻，她捂住胸口，打开手机，拨打了10。
医生做了全身检查后告诉她，这是年轻人比较劳累引起的心跳加速而已，没必要太紧张。
但温滢被吓住了。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因为心悸半夜醒来，在投行实习了三个多月的她，总要忙到晚上十一点才下班，“从早忙到晚，真的感觉特别累，也很焦虑转正的事。”
温滢本硕毕业于湖北省一所高校，一路在知名的投行与券商实习，在她毕业前的规划里，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做白领是理所应当的。但两次深夜心悸，以及家里人频频催她”返乡“，让她做了一个决定：放弃眼前可能转正的投行工作，回家做街道办的公务员。
一年前的六月，家里人给她发来了一则选聘公告，作为高学历人才，她完全符合公告要求，可以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回到家乡，在浙江省某地级市的体制内工作。
在应届生身份下，想要进入体制内，选聘和选调是更省力的选择，每年，一些地方单位会针对某些高校点对点地选拔人才，省略掉笔试环节，给予丰厚的补贴待遇，直接将名校精英网罗囊中。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通过了面试，在选岗阶段，认识的领导说，“年轻干部先去基层工作两年会更好”，她便听取建议，选择了街道办事处。
年秋天，入职后，温滢主要分管党建板块，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宣传稿。“刚进去挺困难的。”金融专业出身的温滢要靠自己去摸索写文件的套路和技巧。好在这份职业符合她预期的稳定，工资待遇也尚可，一年能拿到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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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选调选聘这样的特殊渠道，要想进入体制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毕业于某11高校的萧萧就是通过事业编考试，上岸西南地区某城市街道办的。
萧萧备考的年，这个岗位的报录比是:1，而今年，根据中公的数据，在她工作的省份，街道办事处最高报录比达到了:3。
工作四年后，萧萧发现基层单位人才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区县一级，硕士这样的可以直接引进，只用面试，走绿色人才通道就可以进来。现在单位里那种11的，好的学校的本科生都不稀缺了。”
人才下沉，精英返乡，类似的情况早已在全国掀起风浪。
今年4月，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的一份有关引进优秀毕业生的公示名单引发热议，入围人员均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硕博比例高达95.8%。为了吸引人才进入，遂昌县给出的待遇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高考第一分数段录取的全日制本科生可享受45万元政策奖励；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可享受75万元政策奖励。”除了薪资待遇外，相关文件还提到，1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根据工作需要“中层干部选任程序聘用为单位中层正职或中层副职职务”。
浙江大学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曾就毕业生基层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在论文《我国“双一流”高校研究生基层就业现状、趋势及改善路径研究——基于对Z大学-年研究生基层就业数据的分析》里提到，随着国家、学校各级基层就业导向性政策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生愿意选择到基层去。
而街道办这样的单位，因为有地方的人才激励，稳定带编，也开始成为名校毕业生们的选择，今年4月，北京大学博士考上街道办的消息就引起过激烈讨论。
“这帮人是全中国最聪明的一帮人，都考街道办了，说明什么？”有网友在相关报道下评论。
“返乡”最优解
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又在国外读了硕士的李冉来到上海某街道工作，在当时，政府部门还未像今天这样给予进入基层工作的人才以优厚的待遇。“只是参照副主任科员的待遇，没有其他特殊的补贴。”
对于体制内工作，李冉早有自己的观察，在本科入学的年，“当时经济在高速发展的最高速，公务员还是普遍不被看好的就业去向，最主流的就业去向是去大外企。”
但在他硕士毕业时，就业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同学们找工作最看重的是钱途、前途、性价比。要么钱给的很多，要么很有上升空间，要么事少稳定。选择去做选调生的同学，大都也奔着单位级别带来的上升空间、经济发达地区机关的较高收入、工作城市带来的丰富生活、离家近带来的归属感、不能随便开除带来的稳定感。”
据清华大学发布的《清华大学0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清华大学0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人，其中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人合计占比为69.9%。也就是说，近七成清华毕业生进了体制内。
在今天，有一个“铁饭碗”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稳定性与安全感。选择街道办，正是这群高智商年轻人审时度势的判断。除了较为丰厚待遇和稳定的性质以外，她们的下沉理由里，家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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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城市压力增大的今天，返乡，正在成为年轻人流动的大趋势。
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87.9%的受访青年考虑过返乡就业，家乡发展迅速、与城市差距缩小和大城市生活压力大是受访青年返乡就业的主要原因。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年发布的论文《大学生基层就业的趋势分析:—》显示，在选择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中有80%以上的学生家庭所在地位于县城、乡镇和农村。县城、乡镇和农村的毕业生返乡就业在现在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高校毕业生选择基层就业的主要人群。
温滢就是被父母持续“劝返”回家的。在父母眼里，家乡的体制内工作稳定、舒适，而且能够常伴身侧，是最好的职业选择，在毕业前，为了让她回家，父母跟她爆发了多次争吵，“我要租房子，她们生活费也不给我了，我只能借住在朋友那。”
虽然人在外面读书，温滢却一认为自己“从小就属于被推着走”，所以父母的决定，她没有力量也没有决心反抗。直到两次半夜因心脏悸动惊醒，温滢内心的天平逐渐倒向了体制内工作，“当时的想法是，体制内应该会很清闲吧，工作也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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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毕业于山西省某大学的林才在山西某市街道办工作了两年，当初，他也是因为家庭原因留在了本地，他是独生子，毕业那年正逢家中变故，必须要留下来处理问题，“我认为做任何事情，不能光考虑自己一个人，父母包括你之后的生活也得考虑。”
00年，备考事业编考试时，他给了自己半年的时间，“如果考不上就去找别的工作了。”在林才看来，在本地找普通公司的工作，硕士学历并没有太大优势，随便找一个工作，再高的学历也只能拿不到四千的工资，想要走赚钱的路径，只能去拿身体拼的销售岗位。相较之下，体制内的工作，工资不仅和普通公司持平，还更有稳定性，也有充分的保障，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
曾经北漂过的萧萧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大城市，岗位多，人才可以得到合适的分配，但在小城市，“再高的学历，没有那么大的市场来容纳你。”人才涌入三四线城市，岗位供需的不匹配，让体制内工作成为了名校硕博生们的择业最优解。
除了机会受限以外，专业限制也成了高学历人才们报考街道办这样基层单位的重要原因。
林才的专业是草学，毕业后无路可走，“要么只能去继续读博，再教这个专业，要么就去园林绿化公司，但是我毕业时候那公司它不招人了。”没有了对口就业的机会，他只能另谋出路，而不限专业，工作内容专业化要求较低的的街道办就成了他的唯一选择。
在街道办，林才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做经济统计，“但街道办的工作就是很杂，什么工作都会涉及。”林才来到街道办后，几乎没有感到这份工作有什么难度，因为并没有限制专业，所以很多情况下“你只要用心，去了解这个东西，你就能去做这份工作。”
在山西的基层单位，林才一年能拿到近8万的工资，跟北上广的高薪不能比，但在本地有房的他认为“一个人生活还是可以的。”林才认为，单位交的社保和公积金比例也很高，这些隐性的福利待遇也足够让自己在当地能够自给自足，并且作为硕士研究生，他每个月还能得到额外的房租补贴，物质生活方面的压力很小。
落差
但街道办工作，并不像这些高学历人才们一开始想象得那么轻松和自在。
温滢快工作了三年，仍然觉得自己“还未完全适应”街道办工作。
她所在的岗位常常加班，本以为的工作变成了周末无休，和金融专业的同学们收入差距已经大了好几倍，在单位，周围的同事都是比较年长的前辈，生活中也没有朋友，原先在一线城市的乐趣减去了一大半。
工作的忙碌，社交圈的窄化让温滢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以前实习的时候，确实很辛苦，当时想着在体制内轻松一点也不错。但事实证明，你回来了开始后悔了，再想跳出体制，好像又需要更大的勇气了。”
温滢还感受到了在小地方才有的婚恋困境。每周见面，温滢的父母都会苦口婆心地劝她相亲找对象，“30岁了就找不到了啊，每次都是这几句话车轱辘来回转。”但她却很清醒，像她这样的高学历体制内女青年，在圈子狭窄的小地方，要想找到合适的男生真的太难了，“想迈出一步都找不到对象”，她想找一个清清爽爽的男生，但一眼望去，身边能够接触到的男生要么已经有了家庭，要么有着自己无法接受的“油腻感”，所以她常常拿工作忙搪塞掉相亲的安排。
在街道办民政科工作的李冉则见识到了人间生活的百态，“真实的世界和书本里的世界、网络里的世界、想象中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在他与群众打交道的三年间，见识到太多在原有圈层里无法接触的人：有因为觉得房价猛涨自己亏了，便拖着九十多岁老母亲要几十年前的拆迁款的；有违法吸食违禁药物破产，吸光了低保，抱着煤气罐来要钱的；有把每个月退休金几乎全部捐出只留最低生活费的；还有公益组织帮小区家长三点半后看娃的。
在李冉看来，街道办工作最特别的一点就是直面居民，作为政府的派出机关，可以了解到最真实的基层社会。但正是这一点，会给基层工作者带来与群众的沟通问题，要面向各种性格脾气的人，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这群“会做题”的年轻人在“处理人际事务”的问题上就没那么得心应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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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做好对外工作以外，“向内管理”也是一门重要的功课。
作为年轻人，工作了四年的萧萧感觉到了单位给新人的压力。“编内人员偏老龄化，所以很多责任会压在年轻人的身上，但是作为一个很年轻的人，你要去如果要去管理一群年纪比你大，这是很困难的。”街道办工作严格遵循着体制内的工作秩序，萧萧这样的年轻人才，更需要对有资历的前辈态度恭敬，对领导的指示遵从，但如果有在扁平化管理公司工作过的经验，偶尔也会对这样的关系链条感到疲惫。
工作了两年的林才也遇到一样的境况，“当我们10个研究生进去之后，能基本上接管80%以上的工作，这就是原来0个人干的工作，我们现在10个人就能把这0个人干的工作干到80%。”
林才认为，街道办这样的基层单位，引进高学历人才是基于提高基层办事效率的考量。同样的情况下，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和接受速度比前辈更快一点，“他们肯定更有活力更有干劲，但要论为人处事方面的经验，肯定也是比不上前辈的。”
但“有干劲，会干活”并不意味着能够掌控话语权。
“很多工作，也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是得听领导安排。”林才提到，在具体工作中，都要按照流程照章办事，“我们得把一个事情跟上级部门报告，但你说我们本身也能处理这个问题，但处理之后我们就是不合规，到时候群众再把你举报了，你这就是有问题的。”
“其实很多人抱着一腔热血进了体制内，都被现实打的面目全非。”林才感慨道，基层的工作充满着鸡毛蒜皮的琐碎和环环相扣的严密规则，在庞杂文件和上下沟通的双重磨砺下，一些抱着理想来的年轻人可能会受到打击。
在一个专门面向考公人群的论坛，一位在街道办工作和乡镇岗位摇摆的用户提问：“街道办是一个怎样的选择”。
“没前途，也没钱途，还累得要死。”有人回答。
街道办和街道办之间也有区别。
在北上广等发达地区，高学历人才能够在街道办拿到户口和不错的待遇，甚至有不错的职级，称得上“未来可期”，在部分类似于遂昌县这样花大力气大手笔引进人才的小城镇，他们也能在当地获得比普通公务员更优越的资源和更为顺畅的晋升之路。
但在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天价薪酬和坦荡仕途对于进入街道办的高学历人才们来说，只能是一个虚无的泡影。
萧萧有一个同事，为了在街道办考编上岸，在备考过程中花了4万报班补习，但正式入职后发现，到手只有两千块钱。做疫情值守工作，要值4小时的班，她和萧萧感慨道，这份工作的强度和工资不匹配，“有一些不划算。”而萧萧另一位退伍回来无法适应工作的同事则直接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理由辞职了。
林才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并不局限于街道办，他也打算在服务期满后，试着考考遴选，争取从“事业编”转成正儿八经的“公务员”，去更上一级的单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比较复杂，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和编外人员三种身份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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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工作也像一座体制内的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也想进来。
根据中公教育01年浙江省公务员报考数据显示，在此前招聘清北毕业生引起争议的杭州余杭区，有人报名了南苑街道办事处，这个岗位没有应届生、优秀社区干部、退伍士兵及学历和专业限制，是当年浙江省考职位竞争比最大的岗位。
没有专业限制，办公点在城区，还能享受乡镇的生活补贴，是绝大多数人选择街道办工作的理由。高学历人才进入街道办，也还有晋升的考量，一位考公培训从业者就曾在社交平台上提到，“市级以上的单位直接招录的名额越来越少，大多是从基层遴选公务员的形式来充实干部队伍。”对于有学历的优秀人才来说，从街道办这样的基层做起，也是助益前途的一种选择，在基层的锻炼，也更能够让这群未来的干部熟悉民生，了解民情。
但高学历人才真的能在基层发挥作用吗？
有媒体在00年对余杭区街道办做过回访，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硕士已升任街道团工委副书记，她在疫情期间发动校友资源，为社区免费引进“疫情防控机器人”，提升了防控抗疫效率。
这些高学历人才为基层带来的资源和创新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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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的学历越高的时候，他整体的素质会更高，然后这个人在工作中，肯定是会逐步去影响周边的一些人或事，或者是工作的环境。”在山西某街道办工作了两年的林才，对街道办引来高学历人才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街道办工作者素质的提升，会影响到整个部门的办事风格，在具体的工作中，能够完善系统和体制的建设。
但实际工作中，新人们发挥的作用也会有局限。
“在北京上海，有一些街道办，平台更大，给年轻人发挥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他们能有机会去做出一些改变。但在我有限的角度看，在我们这种小城市的街道办，主要处理的还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发挥有限，甚至可能还是会浪费掉你原有的学历。”温滢在街道办的工作干得很好，年底排名靠前，但她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获得成就感，“那种我成长了多少，或者说我干成了一件事的感觉基本是没有的。”
但她也承认，只要有想法和干劲，仍然会给基层工作带来一些创新和改变。温滢聊到她的直系领导，“他的想法很多，他会努力地去做一些趣味性的事情。比如有领导过来采风参观，他会设计一些打卡地图，到一个地方盖一个章。包括也会给我们社区包装成文创产品，分发给大家，很用心地做海报。”
但在高学历的名声之下，个体的初心和能力才是发挥基层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如果一个人是土生土长，出身于乡土的一个人，这里是他的家乡，他就是一心为民，我觉得他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他可能都会用心做得更好。但一个人他是来自城市，他来到基层有自己的私心，那不管他是什么学历，可能他做事情的导向都不会很好。”萧萧说。
萧萧觉得，出身名校说明这个人能够更快地吸取知识，适应环境，但学历的标签、高考成绩或者考试分数并不代表着一个人的治理能力有多强。“也许真正能带来改变的，并不是、11名校生的这个名头，重要的，还是这个人他的本质是什么样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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