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川文化是分布在瓯江流域、仙霞岭北麓山地的史前文化，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这是浙江省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确立的又一支古文化。通过文化类型对比，专家推断出好川文化的年代上限在良渚文化晚期，下限至夏末商初，前后延续年左右。
好川文化的首次考古发掘是在浙江省遂昌县城南面的三仁乡好川村岭头岗。挖掘面积平方米，共清理墓葬8座，出土玉器、石器、漆器、陶器等随葬品件（组），一个尘封数千年的远古部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好川墓地规格之高，墓坑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玉器、陶器制作之精美令人叹服。好川文化与周边的良渚文化、昙石山文化、樊城堆文化、山背文化石峡文化、肩头弄文化、马桥文化以及松阴溪流域商周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它又有着自己浓厚的个性特征，它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文化因素多元，因此许多考古学家将此命名为好川文化。
它的发现填补了浙江西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是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同时也为一些重大学术向题如良渚文化的去向、马桥文化的渊源、相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研究提供了有益探索。年11月，在浙江温州鹿城老鼠山，人们又发现一处好川文化遗址，发掘面积达平方米，共清理了35座好川文化墓葬，6座唐代墓葬，并发现了好川文化连片的石构建筑遗迹，出土了多件石器、陶器、铜器以及大量陶片。它的发现增进了人们对好川文化分布状况的了解，同时也为研究好川文化聚落布局特点以及社会结构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老鼠山墓地的发掘和岭头岗的再次发掘，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好川文化的认识，是好川文化发展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好川墓地位于瓯江的源头仙霞岭北麓的松荫溪流域，老鼠山墓地则在瓯江下游以及浦江和瓯江交汇处，考古专家认为欧江流域是好川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好川文化的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个案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好川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浙江西南和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当地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有益线索。粉砂状泥质灰陶是好川文化最主要一一的陶系，一定数量的泥质灰胎黑皮陶是好川文化陶器的又一大特点。好川文化中的陶豆特别发达，陶豆数量超过其他陶器数量的总和，占出土陶器总数的57％。陶豆型式丰富，形制演变轨迹清晰，发展序列明确。豆形体高大，豆盘很浅，豆盘下有发达的垂棱，豆把上部多为圆形、三角形镂孔是好川文化陶豆最显著的造型特征，也是好川文化陶豆极具自身特点的装饰风格，它们构成好川文化的一个鲜明文化特征。
部分陶豆的口垂棱、圈足部位还有朱红彩装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可能是从侧面观察和欣赏这些陶器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有着特殊用途的陶礼器。陶器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水器多，各有自已的发展序列。、杯、盉等不同形态的水器有着不同的用途。规鬲从第二期墓葬开始几乎每墓一件，应是烧水的主要器具；杯无疑是喝水的用具；而盉很可能是用来盛酒的。部分陶杯也有朱红彩装饰，有些可能是作为礼器使用的。三喙罐也为好川文化所特有。陶器的又一特征是出现少量的拍印条纹、曲折纹陶器和表灰色硬陶器，这些从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几何纹陶范時，但它们应该是几何印纹硬陶的滥觞。好川文化的石器以石镞为主，石锛次之，石不多，石刀仅1件。石镞以桂叶形扁薄长铤镞居多且最具特征，柳叶形石镞少量，石锛形体都很小。石钺窄长形，斜刀，铤钻孔，并列双孔均是该文化的形制特点。
亚腰形漆器、柄形漆器（权仗）是好川文化又一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器物，很可能是象征某种身份地位的“礼器”。漆器上的饰物经历由石质到玉质的变化过程。镶嵌几何形曲面玉片的漆器集中体现了好川文化精湛的玉作工艺和高超的漆器制作工艺技术。三重台阶状玉饰片目前也为好川基地所独有。从墓葬数量、基坑规模、随葬品数量及墓地延续时间等方面信息显示:好川墓地是以中上层贵族为主的大型墓地，好川人类曾生活在一座规模宏大的村塞中。好川文化的玉器经鉴定，多系软玉。器形多是体量很小的锥形器、珠，及几何造型的曲面玉饰片，玉铖不多，琮、璧等玉礼器没有发现。
锥形器尾榫部均无小孔，绝大部分素面无纹。玉饿有宽短、窄长两型，斜刃多崩缺，与石铖一样有并列的双孔。为了进一步探索研究好川文化内涵特征、分布范围、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组织结构及好川人生活、生产条件、制作陶器的作坊、窑址等未知领域，有关专家对其进行了近一步的发掘。年，遂昌好川文化遗址的发掘又有重大进展20座平民墓葬的首次发现，再次丰富了好川文化的内涵。这些墓葬均有长方形竖穴墓坑，墓坑长不足2米，宽1.5米。墓坑小，随葬品少。20座基葬共出土随葬品60件，墓均3件。5座墓葬随葬石锛3件、石镞7件；大部分基葬仅一二件陶器:3座基葬无一随葬品。这里出土的陶器器形很小，制作粗糙。据专家介绍，这20座基葬与年发掘的80座形制相同。基向一致，随器物形态雷同，它们毫无疑问是好川地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理基位置、坑规模、随葬品组合和数量以及精美程度等方面鲜明强烈的反差。
证明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次考古发现，这里的墓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以大中型葬为主，小型墓葬仅8座，占墓葬总数的10％。墓坑宽大，平面几呈方形，墓坑的长、宽系数多小于1.5，大于2的无一发现。不同等级墓葬的随葬物品悬殊，大型墓葬品种类齐全，数量多，制作精；小型墓葬随葬品种类不全，数量很少。该处基葬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玉器、石器、漆器，其中陶器件，玉器98件，石器件，漆器26件。陶器以泥质灰陶居多，泥质灰胎黑皮陶占一定的比例，夹砂陶、印纹陶少量。鼎（三足盘）、簋、钵、豆、罐、杯。陶豆数量占随葬陶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型式丰富，颇具特色。玉器多锥形器、玉珠等装饰品；漆器上几何形曲面玉片数量较多，在4座墓葬中发现的12件三重台阶状（祭坛状）曲面玉片为其他遗址墓葬所不见。
石镞95件，是数量最多的石器。石锛34件，石铖11件，三孔石刀1件。没有发现石耨刀、斜柄石刀、石型等农耕用具。这些墓葬中墓主的头向多朝东南，表明好川文化受共同的原始宗教的制约，葬具外填土内放置随葬器物也是好川文化颇具特色的葬俗专家们指出，好川墓地贵族、平民墓区的发现与揭示，为中华文明起源硏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个案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好川人类生活的环境、好川人类生活的民俗风情、好川人类住宅的建筑风格等等未知领域，都有待于对好川文化遗址周围地区进一步勘探发掘后进行深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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