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振伟
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社会蓝皮书: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表明,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但总的来看占比还是较小的。年想去北上广工作的大学生占比34.1%,想去二线省会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的非省会城市的占比39.27%,合计超过70%,这说明大部分学生依然倾向于“传统”大城市。
大学生就业去向的意向,历来是社会心理考察的重要指标。前些年,“北漂”等话题很火,随后又有“逃离北上广”的说法,说的正是一线城市对大学毕业生的超强吸引力以及相关的衍生话题。再然后又有不少关于“新一线城市”的讨论,“蓉漂”也逐渐成为话题。如今从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数据看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深圳、成都、杭州等准一线城市,再就是二线省会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的非省会城市,如今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去向”。至于三四线城市对大学生“香不香”,体制诱惑力在其中有多少比例,值得细细考量。
如果论一线、二线、中心城市的就业岗位,和三四线城市就业最相近的,恐怕就是编制。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政府事业单位的编制,哪怕在三四线城市和小县城,所带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客观来说也是相当可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显示,将近30%的大学生“愿意去三四线城市”,到底是有考当地编制的想法,还是“去三四线城市干啥都行”,其中区别很大,关系到三四线城市吸纳人才的硬核能力,具体到底有多强。
现在说就业“卷”,最“卷”的是考公务员和事业编,“卷”的挤压效应,已经传导到了三四线城市乃至小县城。去年浙江丽水遂昌县发布的一份事业单位入围体检名单引发了热议,名单上挤满了复旦、上海交大、浙大、南大等名校的求职者,甚至其中还不乏博士生。一个偏远县城的编制考试,引起名校毕业生激烈竞争,因为收入相当可观。如果仅仅说小县城“引得人才集聚”,恐怕并不客观,因为编制内就业情况,和当地整体发展水平,特别是产业布局、人的城市化水平,关系其实并不大。
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达”,一个重要表现是“城市的均衡化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隐形冠军企业,很可能就在一个人口并不多的小镇。当我们说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小城镇,本身即说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不能仅仅体现在“房价向一线看齐”,更多应该是在产业发展向三四线、城镇迈进,以及人的城市化,即便是三四线、五六线城市也能在体制编制之外,让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得了。城市治理、产业发展、公平文化,这些才是小城市、城镇化发展潜力的硬核指标。熟人社会往往意味着机会垄断,人才进入熟人社会很容易产生逆淘汰效应。
大学生开始愿意去三四线城市,得看多少是冲着编制去的,编制外有越来越多的吸引人、让人留得下的元素,那才是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