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文｜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前段时间，4名“双一流”顶尖大学的博士入职浙江省常住人口不足20万的遂昌县，并担任政府普通工作人员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引发了公众的猜测、疑惑。连日来，类似的困惑似乎并没有因专家的解释而有所减少。
因为这样的选择不再是孤例，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数量将会越来越多，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它所涉及的恐怕不仅是个人的升学和职业选择，也包括博士生招生、培养体制机制调整和改革的问题。
博士生个人职业选择上的下探并不是今年才有的现象。这几年，中外名校博士在深圳中学的招聘公示榜上“扎堆”的现象已为人们所熟知。就大学内部看，名校毕业的博士生能够留在本校任教的已属凤毛麟角，如果仍想留在教育界或学术界，绝大多数博士会选择前往下一级或更低一级的高校，有些甚至已经走入了高职院校。
博士就业选择上的不断下探趋势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猜测、疑惑，是因为在多数人的眼里，博士是学历上的最高等级，就读难度也属最高。受过最系统的学术训练的人去做普通高中生或本科生也可以胜任的工作，这等于是大材小用。
在有些媒体分析中，把名校博士生对偏远县城的选择归因于为获得“公务员编制”，因而以“学历的尽头是编制”加以揶揄，这属于典型的皮相之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博就是一次人生实验。就个体而言，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研究生，都是知识不断丰富、认识不断深入、思考不断成熟的进步过程。而除了“为文凭而文凭”的少数人以外，大多数选择读博者最初也都有一种追求学术的理想。
然而，学术界也有一个客观标准。当一名学生达到这个客观标准时，就可能被留下；反之，若达不到时，就会被无情淘汰。所有的读博者在进入博士阶段前，都不可能预知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学术工作。因此，读博就成了一次检验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学术研究、适应学术环境的实验。
此处无意贬低进入中学从事基础教育或奔赴偏远县城从事基层工作的名校博士毕业生，但他们肯定是在这次人生实验中，确定自己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才作出这样选择的那部分人。他们的人生选择并非盲目，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理性。对于一个人的理性选择，旁人又有何理由去指责呢？
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对博士生都有着极高的期待。这样下探式的选择与社会的超高期待之间相差悬殊，旁人不可能等闲视之。而国家对博士生培养上的投入远大于本科生的事实也表明，国家对博士生的期望也高于本科生，博士毕业生去做本科或者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做的工作，肯定不是国家期望之所寄，不满意也是必然的。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博士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呈不断下探的趋势，另一方面，高校博士生招生规模却在持续扩大。相关数据显示，年我国博士招生人数将突破13万，在读博士生达到约56万人。以此推断，每年7万左右的博士毕业生的命运将会继续突破下探的底线，并且在短期内没有触底反弹的可能性。
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早已走出规模效应的阶段，可是“内涵建设”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博士层次的人数增加。笔者曾说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规律绝不适用于学术评价，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才是学术界的正常状态。因此，大学的内涵建设不仅要走出单纯追求高层次人才数量的误区，也要避免行政化标准造成的“帽子”满天飞的泡沫现象。
要解决职业选择下探与招生规模扩大的吊诡问题，研究生培养机制上的“博士前期”或者中国式的“硕博连读”就势在必行。
“博士前期”或者中国式的“硕博连读”，其实是将研究生的人生实验提前三年。博士前期课程仍着重于打基础，较之本科阶段，它有更宽的知识面要求和更专业化的训练，对社会的适应力也会更强。
学生在读完全部博士前期的课程后，如果觉得自己不适合从事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便可以选择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不必等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后，再作出那么艰难的抉择，这样也节省了时间成本。
反过来看，经过“博士前期”的严格筛选，那些成绩更优秀、更愿意以学术为志业者会超越功利，更专心地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并且不会轻易放弃学术研究，“大材小用”所造成的“博士学位”贬值的状况也就不会再次发生。
总之，博士学位的社会认知决定了对读博者的高期待，博士学位的培养定位决定了对读博者的高要求，而个人的人生选择如何适应这一期待和要求，则应该是攻读学位者在学习博士前期课程的伊始就要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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